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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翻译公司 张佳玮专栏:翻译家先生们

文章出处:未知 网站编辑:superman发表时间:2015-10-29 10:38

草婴先生
 
10月24日,草婴先生以93岁高龄过世了。加上秋天过世的徐和瑾先生,世上又少了一位“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翻译家。这些已逝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傅雷先生、汝龙先生、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管震湖先生、李丹与方与伉俪……
 
徐和瑾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熟悉的诸位先生,也都老了。包括76岁的郑克鲁先生(我初读《基督山伯爵》是他的版本)、72岁的郭宏安先生(大家都爱他的加缪和司汤达)、85岁的李文俊先生(他那套不朽的福克纳)、73岁的周克希先生。
 
是的,他们都老了。
 
草婴先生的谈论里,有些细节很有趣。
 
比如:他老人家读原文,看十遍以上,吃透后才翻译。这个思路,马尔克斯在谈论他《百年孤独》英译本那位英国先生时,很是喜欢。
 
比如:他老人家会把译文从头到底朗读一遍,不顺口的地方再修改。这个思路,很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的做法:每天朗读。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章是用来读、用来听的。
 
比如:为了保证质量,他老人家每天只翻译一千字。不难理解:要如此细致周到的翻译,确实每天也只有一千字。萝卜快了不洗泥啊。
 
所以,他老人家的四百万字译本,是一千、一千、一千,慢慢累积而成的。并且,“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
 
实际上,那一代人,许多都如此。
 
草婴先生开始翻托尔斯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已在花甲前后了。李丹、方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最艰难时,依然在翻《悲惨世界》。王道乾先生翻杜拉斯《情人》时年过花甲了,所以王小波所谓“无限苍凉尽在其中”。
 
傅雷
 
傅雷先生就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20世纪30年代动过手,十年后又磨过一遭,再过十年,又提炼修改了一遍,言谈之间,还有些惶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傅雷先生写信给人时,还自悔没有翻译得更好,归咎自己的问题:
 
“终究还是读书少。”
 
稍微了解过傅雷先生学养的人(除了他的译作,我也推荐读一下他的艺术论述、音乐论述,尤其是给《贝多芬传》配的私人贝多芬全作品赏析),都能明白: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这句话,多么振聋发聩。
 
而这是那一代翻译家的自觉。
 
查良铮
 
那一代的大师们还有个特色,即,有一种责任感。半个世纪前,王小波最推崇的两位翻译家之一,查良铮(也就是穆旦)先生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的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傅雷先生抱持类似的意思:“理想的翻译,应当是想象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将此书再写一遍。”
 
所以翻译是无止境的活儿。众所周知,音韵与节奏是无法翻译的。比如爱伦坡的诗《致海伦》中,两句: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翻译出来:荣耀即希腊,宏大即罗马。
 
但懂得英文的自然明白,这句子里面glory与Greece、grandeur与Rome之间,有好听的音韵对仗,然而这是无法翻译的:懂英文的自然懂了,不懂的便是没法子。
 
与此同时,背景知识也无法翻译。博尔赫斯的名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的主角是个中国人,他的祖先写了一个迷宫般的,比《红楼梦》还庞大的小说。妙在那位中国主角的名字叫做Yu Tsun,读作雨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能敏锐感觉到,这里是在开《红楼梦》里贾雨村的玩笑,但跟没读过《红楼梦》的人,这个细节可怎么解释呢?
 
至于诗歌,更是要命了。许多时候,只好怪祖宗造字,没造好适配的词。与原诗珠联璧合、意韵皆衬的翻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翻译家们的痛苦在于:他们都学养丰厚,对原文语言和母语越是熟悉,对原作者越是崇敬,翻译时的惶惑感愈重。因为,语感敏锐,便自然清楚译文与原文恢恢乎其间的细微区别,而许多时候,这些缝隙不是单纯的炼字可以弥补。
 
王小波《我的师承》认为,了不起的译诗者们给出的,是最好的文体和语言。确切地说,是再造了文体和语言,确实如此。或者说,只要翻译,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法完美的。所以翻译永远只是在“无限逼近完美”中行进。而越是钟爱原作者的译者,越会紧张,怕无法还原。
 
所以,伟大著作的翻译总是很慢、很细、很累人。因为上一代了不起的翻译家,更多本身是出色的文人学人,只是凑巧翻译了作品而已——例如萧乾先生、杨绛先生、傅雷先生,等等。
 
如是,了不起的译本既是如此艰难,就有个问题了:慢工出细活,可是怎么活呢?须知,草婴先生翻译他那数百万字托尔斯泰期间,是个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就靠稿费生活。一天一千字的进度?
 
三年前,《北京晨报》问过郑克鲁先生:当时翻译一本书大概能赚多少钱?郑克鲁的回答很洒脱,原话:
 
“当年比今天还是高多了,千字7元钱,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所以大家都爱干,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实这比当初还算低的,我听说,水夫先生当年翻译《青年近卫军》时,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现在,普通人恐怕几辈子也买不起。”
 
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您知道:到了21世纪,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全本福克纳,千字60元。所以两年前,他得到千字百元的稿费时,还对媒体说这是“照顾我们这些老翻译者”。
 
这就是翻译家先生们的生活了。
 
他们中许多人做翻译这事,是秉持着爱与情怀(那时候,“情怀”这个词还没被糟践成现在这样),许多翻译家伉俪,比如李丹、方于二位,可以翻译一本书长达半个世纪。心血锤凝,而成杰构,中间还要经过许多莫名其妙的摧折(李丹先生故于1977年,身体是此前十年里弄坏的)。而到了这一代,他们的译本惠及天下,自己却并没得到太多相应的好处;到了2015年,翻译的价码,大致已经到了让译者无法维持尊严生活的境地。
 
所以早年,草婴先生听说上海要将“翻译家协会”改成“翻译工作者协会”时,甚为不满。听起来很有些书生气,但我确实理解,也衷心赞同这一点。对那些呕心沥血的先生们而言,他们付出太多而所得甚微,却怡然自得者,也就是这点尊严和情怀。老先生们要的,也许不过就是“别把我们当个普通工匠使唤”,而已。
 
谨此向翻译家,尤其是诸位在暗夜中传火,为世界照亮某些角落的老翻译家们,表达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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