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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翻译公司 善待文学翻译

文章出处:未知 网站编辑:superman发表时间:2015-11-01 20:18

10月24日晚上,曾经说过“一生只做一件喜欢的工作”的翻译家草婴先生走了。这件喜欢的工作,就是俄罗斯文学翻译。他曾以一己之力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译介到中国,被人们称为“翻译史上的壮举”。
 
然而,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过着清苦的日子。由于没有“行政级别”,他生了病只能去街道小医院诊治,最后,由当时上海市的领导过问,才算解决了医疗待遇问题。翻译收入也很微薄,据草婴夫人盛天民透露,草婴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尽管印了好几百万册,但他拿到的稿费只抵一张女儿飞往美国的机票钱。
 
待遇低下不是出现在草婴先生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文学翻译界的普遍问题。事实上,在翻译稿费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让人难堪的悖论,在“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当时的物价水平,翻译稿费的标准还是颇高的,一些文学翻译家虽然会遭遇政治上的坎坷,但如果译作能发表的话,大抵还是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比如,罗稷南、傅雷、满涛等著名翻译家都不拿国家工资,不定行政级别,也不占用编制,在“文革”前全凭翻译稿费生活。
 
然而,“文革”结束之后,全社会的物价、薪酬水平都猛涨两三个数量级,相反翻译稿费却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翻译稿费标准雷打不动。目前出版社的通行标准是千字稿费50元至70元,千字百元往往是小语种翻译家或翻译村上春树的林少华这样的“明星翻译家”才能享受的待遇,要知道1950年代的翻译稿费标准就在千字10元上下了。
 
目前,一本数十万字的书,历经数年译出,稿费不过两三万元,扣除个人所得税,月收入也只有一千多元,付出与回报完全不成比例。如此低下的稿费标准,年轻人自然望而却步,即便偶尔出于兴趣从事文学翻译,时间一久,也难以坚持下去,转而选择更有“钱途”的商务翻译。
 
正因如此,才会有不少翻译界人士不断呼吁大力提高译文稿酬,设立翻译奖项,同时降低针对译作的个人所得税稿费的800元起征点,以便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文学翻译,为翻译事业续上血脉。草婴本人也曾公开建议出版社对翻译家实行版税制,然而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唯一的例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出版时,该社负责人决定付给草婴10%的版税。
 
其实,某种程度上,草婴可谓是幸运的。与他相比,还有不少翻译家,就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所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做着“无名的牺牲”。2014年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臧仲伦,花费数十年时间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却并没有得到与他的付出和成就相匹配的纪念,就连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没有在同一个出版社出齐,而是分散在多个出版社,想要集齐都颇为困难。目前健在的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如王智量、娄自良、徐振亚等,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们翻译的作品,除了专业圈子,几乎得不到媒体的关注,也就乏人了解。
 
《门槛》中的“圣人”曾经宣布:“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这是高尚而令人肃然生敬的情怀。然而,我们不能要求翻译家们都成为这样的“圣人”。他们精心翻译的作品,应该得到更多的欣赏与支持,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所遭遇的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帮助。这才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所应该具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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