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俄语系首届学生吴兆光讲述大学时的不平凡经历 我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图)

吴兆光近照

吴兆光在北京时留影

90岁的吴兆光老先生是原天津美术颜料厂的一名退休职工，大半生从事工艺美术工作。平日里性格开朗的吴兆光老先生多才多艺，喜欢绘画、音乐，经常在居住的养老院里为大家拉手风琴。他说自己6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出门滑旱冰。

在很多人眼里，这位身材瘦弱的老人和许多享受退休时光的耄耋老人没什么两样，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吴兆光的学生时代曾有过一段非常不平凡的经历。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1950年，他曾经为来中国培训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的苏联专家做过俄语翻译。回忆起那段在部队的日子，见证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吴兆光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岁月。

吴兆光老先生初中时学了法语，高中时学了英语，大学时则选了俄语专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很多外文词汇老人依旧记忆犹新，和吴老聊天，会不时听到他口中蹦出一两句英语和法语词句，他甚至还能用法语背诵一小段《毛泽东选集》

1949年，吴兆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他选择了当时非常时髦的俄语专业。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大学招生名额很少，吴兆光所在的俄语专业，一个班级只有6名学生。他回忆：“那时大学课程并不多，多的时候一天只有两三堂课，少的时候一天只有一堂课或是干脆没有课，而且当时不实行学分制，只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即使是在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下，学生们仍学得很自觉也很认真。

“当时学外语可不像现在有现代化的学习工具，那时没有录音机，全凭在课堂上记下老师的发音，课下反复练习。”当时，吴兆光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也特别珍惜在大学的学习时光，因为对于他来说，能坐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上课，实属不易。

吴兆光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德士古石油公司的高级白领，即便收入不菲，供吴家兄弟姐妹8人上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吴兆光的求学生涯中，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他先后两次辍学，考入南开时，已经是24岁的“大龄青年”。

吴兆光说，早年这些求学、失学、复学的经历，让他不敢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抓紧学习。在诸多科目中，他尤其擅长外语，“我的初中是在法汉中学（今21 中）上的，当时法汉中学教法语，第一年学字母、单词，第二年学句法，之后物理、化学和生物课老师都用法语讲课，所以想要跟上老师的进度，必须快速掌握一门语言。之后，我的高中是在南开中学上的，这个学校学英语，可我完全没有英语基础，于是自学英语，没想到成绩还不错，考上了南开大学，大学时又选了俄语。说实话，俄语比英语和法语的词汇和语法都要难学，但是有之前的基础，这些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很多外文词汇老人依旧记忆犹新，和吴老聊天，会不时听到他口中蹦出一两句英语和法语词句，他甚至还能用法语背诵一小段《毛泽东选集》。

因为情况紧急，刚刚学了一年多俄语的吴兆光和同学们就被“赶鸭子上架”，给苏联教官当起了俄语翻译，吴兆光记得，他跟随的苏联教官名叫梅德韦杰夫，和如今俄罗斯总理的名字一样

吴兆光在南开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位军人，说北京来了一批苏联教官培训装甲部队，为了帮助苏联教官克服语言障碍，此前部队找了一些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为苏联教官当翻译，但是

学生人数太少，根本不够用。在当时的中国，俄语人才极为稀少，听说南开大学有俄语专业，于是部队邀请同学们去为苏联教官当翻译。

“当时我们才上了一年多大学，离翻译的水平差得太远，但是部队很着急，于是，班里包括我在内的一共5个人，每人仅带了一本俄汉字典，就跟随这些军人前往北京。”到了北京后，被“赶鸭子上架”的吴兆光和同学们分配给他们的苏联教官，每位苏联教官涉及的专业都是不同的，包括坦克驾驶、维修、射击等。

“有一个专业是化学，内容是防毒防化，当时这样的词汇对于普通人来说相当陌生，同学们都不愿意选，我脸皮薄，不好意思推辞，就接受了。”吴兆光记得，他跟随的苏联教官名叫梅德韦杰夫，和如今俄罗斯总理的名字一样。他是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苏联军人，为了更好地与他交流，那时吴兆光也有了一个俄语名字—— 彼得。每天，梅德韦杰夫把要讲授的内容写在纸上，吴兆光的工作就是将他写下的俄文先浏览一遍，与梅德韦杰夫核对字迹潦草的地方，之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将其翻译成中文，再把这些文字的内容讲给中国士兵们听，“那时候没有上下班的界限，他下午给我写好授课内容，我就赶紧拿回宿舍，吃了饭，就立即查字典翻译。他写的都是专业词汇，翻译后我要把生词背下来，以便下一次见面时跟他更好地交流，其实宿舍里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经常通宵达旦地翻译。”

吴兆光记得，每次给中国士兵们上课时，都是由他讲解课程内容，苏联教官会坐在旁边听，“就连防毒面具的穿脱，都是我边讲边演示给大家看。”就这样，吴兆光和同学们在部队里生活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除了紧张的工作，他还有一些有趣而新奇的经历

那时，部队发给吴兆光和同学们每人一件棉军装，但和普通士兵不同的是，他们的棉军装没有配腰带，虽然中国军人知道他们这样的装束是翻译人员，但是有些苏联军人却并不了解这个情况。吴兆光说，最初，他去苏联教官的营房时，营房前有一位持枪站岗的苏联士兵，看到他时向他行了一个持枪军礼，枪械的响声把吴兆光吓了一跳，“后来我才明白，我穿着一身军装，手里拿着文件夹，站岗的这个人以为我是军官，主动给我行礼。”恍然大悟之后，吴兆光每次走过苏联士兵站岗的位置时，也会礼貌地给他们行个军礼。
 

来到军营以后，部队还组织吴兆光和同学们观摩坦克打靶现场。他记得观摩那天，他和同学们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在寒冷的冬日爬上一辆军用卡车，赶赴位于山区的打靶现场。当时虽然穿着棉衣，戴着棉帽，但趴在卡车的车沿上，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到了打靶现场，我爬上坦克的炮塔看军人们把巨大的炮弹填入炮筒，炮弹发射时发出巨大的响声，震得耳朵嗡嗡作响。炮弹发射后，产生的后坐力很大，听说之前有人躲闪不及，把牙都撞掉了。”实弹射击的场面着实让他震撼，那轰隆的炮声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在北京做翻译的日子里，平日吴兆光和同学们不能走出军营，到了周末可以放假外出，每次外出时，他都会在军装上别上南开大学的校徽，因为他觉得自己能为祖国军队的强大出一份力，这不仅是他，也是属于南开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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